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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忆:李章给我照相

2000-10-11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李章是我丈夫,他喜欢拍照。最早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相机,要拍照须向人借,借来的照相机往往不顺手,等顺手了,胶卷也拍到头了,那时候,胶卷也是很宝贵的。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傻瓜照相机,我很喜欢,因为成功率极高,只要阳光普照的大好天气,穿一件鲜艳的衣裙很标准地一笑,就很过得去。可他不喜欢,觉得这样的照相机拍了和没拍差不多。再后来,才有了这架随他心意的照相机,可是从此我就不愿意让他照相了,理由有两条。第一,我受不了他的长时间的折磨,他的动作反应很慢,又因为珍惜胶卷,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很郑重,等他一切准备好,太阳已经西移,我脸上的表情也已经疲劳;第二,他太不照顾我的形象,我总是希望被照得好看一些,而他却将“好看”当作次一等的要求,并且他似乎不太明白什么是“好看”,什么是“不好看”,这是最令我恼火的。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,他只能去拍树啊,花啊,山水,农舍里的老人什么的。

我不在乎有没有他给我照相,给我照相的人很多,我还常常拿这些拍照经历去向他显摆,其实就是贬低他的意思。我曾经照过真正的明星照,那是英国服装杂志“ELLE”邀请的摄影家来为我照的。那是个年轻的女人,一个东欧人,名叫唐娜,她带来了专业的化妆师,一个年轻人,提了一个皮箱,就地一打开,瓶瓶罐罐一大堆,还有一个灯光师,也是个女孩子。唐娜先到我的衣柜里看了一下,指定我穿什么,然后与化妆师商量了我的造型,接下来那年轻人便在我脸上精雕细作起来,一切就绪之后还须试片。唐娜用一次成相的机器先拍了十来张,最后她说OK,表示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满意了。这时候,她走到我的身前,跪在地上,与我的眼睛平视,她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严肃,她说:现在,让我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,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,我们必须互相了解。她说她的理想是全世界的妇女都和平、平等、自由、幸福,为了这个,她将努力地工作。她还说中国的妇女也和所有的妇女一样,承受着重荷,她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些。她的严肃感动了我,她的真诚也感动了我。然后,我们开始工作。她用她的表情提示我,将我带入了一种创造的境界。最后工作完毕,唐娜,我,化妆师,灯光师便胡乱地热烈地拥抱了一阵。这样参与性的拍照是一种,还有一种则是我什么都不需干的。那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家,名叫约翰·帕尔玛,一个大胡子,专拍肖像。他来到我家,看看我的样子,又看看我的衣服,然后让我和朋友聊天,他自己到阳台上去观察地形了。等他什么都弄好,再叫我去,我只须站在那里,随便做什么。他对我的要求极少,几乎不要我做什么。他给我拍的照片是我最喜欢的,是最最真实的我,他把我的形象拍得挺不错,虽然脸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皱纹,他把我的一件毛巾衫上的绒头拍得很有暖意,而且他把我乱糟糟的阳台拍得极富诗意,带有“五四”的味道。而将我拍得最好看的摄影师我以为是当初《文化艺术报》的摄影师金定根,他也是使我们被拍者受罪最少的一个。我觉得他是很懂得“好看”与“不好看”的肖像摄影师,他几乎一眼看过去便可了解对方的优缺点,然后扬长避短。我去过他家的那个小小的摄影棚,那天我很疲惫,也没好好地修饰,可依然照得颇有光彩。比较这些,我丈夫李章将我折磨得最久,可是照片最不令我满意,他毫无顾忌地把我最看不得的部分照出来,一点不听我对自己形象的意见。由于拍照拍得多,我也略微知道一些,自己什么角度好,什么样的光线对我有益,而他一概不听。所以我就更不乐意被他照相,他硬要给我照时,我便撅着嘴,虎着脸,老大不乐意,出来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。自从他参加了一个摄影家协会的学习班之后,我觉得给他照相时仅剩的一点的家常乐趣也没了,凡是上公园的那种风景照他一律没兴趣拍,我要修饰自己形象,换两件衣服,摆一种大众化的姿态,被他称作俗气。他把摄影完全当作一种创作,张张都要出作品,无视像我这种群众性的要求,弄到后来,我们几乎完全不拍照了。

然后,就到了这年春天,我们趁了他出差之便,去南通作一次踏春之游。次日早晨,事情都办完了,应酬也完了,天气极好,情绪也很好,我主动要求他给我拍照。这次拍照可说从头至尾在吵架,我要这样拍,他非要那样拍。照相机在他手里,他说不拍就不拍了,可腿长在我身上,我说不拍也拍不了。他说我摆出的样子简直没法看,我说他错过了我最好的瞬间,可是那天天气毕竟很好,这种出游的机会在我们也算难得,再加上他是真想给我拍一张照,一张可以去做封面的照。有时候他给我拍的照片,画面不平衡,我问:这儿空出一块干什么?他就说:写杂志名啊,比如“现代家庭”,比如“黄金时代”。可见此想望有多深。这次南通的照片可说是我们拍照历史中的一次转折,照片的效果不错,有那么一两张可说很难得。通过这次拍照,他比较能够接受我的某一些意见,比如要抓住人状态好的时候,气色与精神都有光彩。而且应当在各种情况下都试一试,因为拍照的偶然因素很多,有一些是始料未及的。而我也谅解了他的缓慢动作,因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,他不是那种反应敏捷的人,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效果更好一些。总之,这一次照相是我和李章的一个和解。我渐渐觉得让他照相的几点好处,一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拍照,二是与他毕竟熟悉,做什么表情都很放肆,还有第三,那就是他拍照确实有进步,他稍微懂得了女人的“好看”与“不好看”。偶尔地,他也给我来两张那种或凭栏或托腮的乡俗照片,满足一下我的大众心理。

他在摄影班里可以学习技术,可审美观念的重建却还得靠自己。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去摄影班上课,和同学讨论,星期天去作旅行拍照。这样的活动,他从不带我去,也不让我与他的同学认识,交作品则避免交我的肖像照,他怕人家认出我,“王安忆的丈夫”几乎成了他的名字。摄影班的同学都只知道李章,他对他们说,老婆是作家协会的打字员。

(摘自《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》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,本文作者王安忆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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